德国医生尤格·布莱克写下了一本书，名为《无效的医疗》，此书一经问世，迅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本书在让很多读者明白了更多医学病理知识以外，还旨在应对医生带来的很多不真实信息。
医生出身的作者，勇敢揭开了医疗领域的“灰色面纱”，医生是一个救死扶伤的行业，不过里面依旧存在着很多“潜规则”，这些“潜规则”也常常在侵害着患者和家属。
在一些疾病漫长的治疗当中，其实就连患者都很难区别，身体的康复，究竟是外科手术和药品产生了作用，还是身体自我康复所导致的结果。
放眼全世界的医学界，每年都有超过万篇医学论文问世，半数以上都是不公开的。
“无效医疗”根源已久
现在的“无效医疗”一词是Schineiderman等人在年提出的，那个年代，随着人们的思想渐渐进步，患者的权益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因此，在那样的观念下，这个词一经问世，也迅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再加上这样的感觉在患者的内心深处本就存在着。
从广义上来说，凡是无法达到治疗目的的治疗措施都能够被称为无效医疗。
可是在狭义上，无效医疗还有三个具体的层次，其一是“脑死亡”或绝大多数已属于“植物人”的患者，他们已经再无苏醒的可能，也感受不到什么具体痛苦，对他们的技术支持和营养支持都属于无效医疗。
其二便是放在现在都存在争议的一种医疗方式，那便是在患者生命的末期，按照现有的医疗条件已经无法逆转患者的疾病，可通过生命支持技术还是能够捕捉到患者的生命体征，可患者无法脱离生命危险又在其他思考上必须要继续医疗，也被称为无效医疗。
其三，则是短期内观察不到病理生理的改善，也没有严谨的科学证实可以改善远期疗效的医疗措施也被视为无效医疗。
无效医疗一般也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
其一是医疗的浪费，特别是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浪费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平衡。
另一方面是很多患者在患病末期感受到的痛苦加倍，而且他们已经是“不可逆”状态了，不顾一切的所谓“积极治疗”，只会加重他们的痛苦，丧失人类应有的尊严。
死亡，对于一个个体而言，是生命的结束。
不过，对于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死亡的理解也不同，在中国，这是一个有意无意排斥和忌讳的话题。
虽然一般人都希望寿终正寝，大多数人认为死医院，因此在面对死亡恐惧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多谈。
在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关于“无效医疗”的法律条文，由于无效医疗是一种耗用了医疗资源的医疗浪费，可能会令真正有需要的人受到影响。
很多时候，患者和家属相信他们是有权决定病人生死的时候，处理无效医疗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医院对于“无效医疗”的定义还没有做出明确的程序规范，这也使得医师对于无效医疗的处理无从下手，大多数医生也没有接收到充分的训练去和末期患者沟通如何撤销医疗，若是真正从无效医疗的角度出发，也可能引起更多的医疗纠纷。
所有社会都在面临着卫生资源稀缺的问题，应当认真考虑制定政策来限制卫生资源的无效利用，在临床试验中，分配稀缺资源，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医患关系贯穿在医学伦理学的始终，在每一个临床情况下，都会产生作用。
还有一种无效医疗，是其他原因所导致的。
无效决定可能产生医患关系问题，在某些无效治疗的病例中，医患的不信任也是医生做出无效医疗的主要原因，传统的医患决策过程也正在被信任所侵蚀，这也使得认识和接受无效医疗变得格外困难。
很长一段时间，医患关系处于传统家长制模式，医生有很强烈的愿望做出单方面的决定。
一个医生在单方面决定无效医疗后，他们原本该不给予治疗，而不必理会患者的要求，然而在共同决策模式为基础的时候，患者倾向于强调自身的价值和自主权利，不过医生更加倾向于强调医生有权根据医学知识做决定的重要性。
以日本为例，由于人口老龄化，也导致了国家医疗开支的增长，过度的检查和长时间的住院治疗在老年患者中频繁出现。
根据研究的结果所显示，大部分患者临终决定都是由几个当前持有家长式决策观点的医生所做出的，虽然还有其他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并不赞同延长生命的治疗是无效的，医生对于撤除患者的生命维持治疗也很犹豫。
可是，这种情况在韩国就没有那么突出，在韩国的文化里，很多人理解死亡是来自自然的安排，所以患者放弃无效治疗也是他们认为命中注定要死亡。
可是，除了这些“无效医疗”之外，还有一种无效医疗，医院的水平和大众的不理解，和患者的真实情况无关。
很多人曾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在感冒的过程中，能找到好的医生，可能7天就康复了，如果不寻找医生，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也能自愈，而遇到不好的医生，吃些乱七八糟的药反而还会加重病症并拖延康复时间。
有些病症，明明治不好，医生也清楚，患者也清楚，而医生在其中充当的则是一个“安慰者”的角色。
媒体曾报道过“巴金森氏”患者，神经外科的医生在患者的面前假装做手术，其实他们就是轻轻刮动了一下患者的头皮，然而，这种患者在这之后还真的获得了好转。
这就是有名的“安慰剂效应”，也就是说，这样的安慰唤起了人体的自愈力，当人开始感到在被帮助，可能也就启动了患者的“自我修复能力”，因此也真的获得了好转。
因此，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面对医疗的过程中，需要的是相信而不是盲目的迷信，每个人都应该了解更多的医学病理知识，来应对医生带来的不真实信息。
医学的“不真实”
广州中山医学院肝胆外科的专家黄洁夫在接受《新京报》媒体的采访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美国，四成的医疗都是无效的，在我国，这样的情况也比较突出。”
以肝胆外科为例，临床上有一些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超过六成的胆囊结石是无症状的，在医学上也被称为“安静的石头”，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不过，医院，一般情况下都会要求人们去做手术。
哈佛医学院的福克曼和卡卢里也指出：“大部分人都有一些肿瘤而不自知。”
对于癌症，人们首先想到的也是化疗，其次，便是倾家荡产和死亡来临。
在上世纪90年代，亚培尔医生也揭露了化疗和癌症的一些真相：对于部分肿瘤，都不存在明显的证据能够说明化疗能够明显延长生命和改善生活质量，尤其是不断被调高的高剂量治疗。
因为，化疗也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打破癌症和免疫系统的平衡状态。
此外，还有多种疾病也涉及到了“无效医疗”。
十多年前，有一种“心脏激光手术”，这种手术会在正跳动的心脏上灼烧20多个小洞，让血管再生来改变心肌供氧的状态，这种手术也曾在欧洲疯狂盛行，后来英国的专家们反复论证，得出“接受手术的患者并没有更高的生存率，可是手术的费用却很高。”
后来，这项手术也被证明术后弊端百出，生存率同样低于没有做手术的患者。
同样是对于心脏，医院做出了一个很有争议的实验。
他们将位冠状动脉狭窄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患者分成了两组，其中一组接受了手术，而另外一组是不愿意接受手术的患者，他们每天依靠锻炼身体来促进康复。
其中，接受手术患者的康复率达到了70%，而另一组人手术的康复率超过了80%。
像这样的数据，一般的医疗机构是难以公布的。
此外，“腰间盘切除术”后来被证实有4层是失败的，病情的恶化率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数值，在整形外科医生的调查报告中，对超过名医生进行了采访，可是没有人愿意接受这项手术。
如此的“顽固症状”，其实也能依靠人体的自身能力渐渐康复，英国的柯拉玛医生也认为背脊本身就有着非常惊人的自愈能力，不过医生却经常说这种疾病是不可逆转的。
患病在看病的过程中，很多医生都不愿意说“实话”，绝大多数医生都明白“最佳治疗方法”，可若是这样的方式失去了利润，对医生来说也很不友好。
痔疾也是一种受到了渲染的疾病，很多医生都在强调，这种疾病在后期会有着很多恶化的可能，可很多患者没有选择治疗，他们的疾病也会渐渐得到好转甚至是康复。
医生对于病情的过度渲染，也是利润决定的，放弃了利润的医生也不现实，对于一些无良医生而言，追求“利润最大化”才是他们考虑的目标。
所以，那些触目惊心的无效医疗，回归到本质上，是医患关系上的多方位因素。
但如果把无效医疗套用到对两者关系的对峙和全然对立状态，必然是无比错误的，更加和谐且有序的医患关系，是所有人最终努力的目标。
参考
傅钰洁,陈维进.论无效医疗与无效医疗策略[J].中国医学伦理学
王德顺.无效医疗:全球审视[J].医学与哲学(A)